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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长篇小说的年产量突破千部以来,我便退出了读者的行列。理由很简单:没有那么多时间。虽然报刊上常有各种“排行榜”推荐当年的新作,评论家的推荐词还写得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但是按图索骥买来试读,却像轻信了电视购物频道的广告一样大失所望。上过几次当后,我便不再相信真有“狼来了”。话虽这样说,我最近还是认真读完了两部小说,读后还有些感想要说。两部小说是晓风所著的《弦歌》与《儒风》,都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近年的出版物。晓风即肖瑞峰,是一位专治唐宋文学的学者,后来出任某大学校级领导,但仍是“双肩挑”的教授。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是大学教授,所以我称之为“‘教授写教授’的小说”。
“教授写教授”的小说堪称希有品种,原因之一是“教授写”小说的寥若晨星。相传五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有言:“中文系不培养作家。”这句话对那些怀着作家梦奔进中文系的年青学子无异当头一棒。待到他们惊魂初定,开始接受学术训练,便一步步朝着学者的身份前进,而与作家渐行渐远。等到读完博士留校任教,他们便成为教师们的复制品,埋头书斋,专心泡制论文和学术著作。至于文学创作,当然被视作不务正业,这在大学的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评估制度中都是明文规定的。这种情形并非中国大陆所独有,台湾的余光中教授曾戏拟一封给莎士比亚的信,说所在大学拒绝邀请莎翁前来讲学,理由竟是他“没有著作”,因为《哈姆雷特》算不上是“学术著作”(余氏用谐音戏称为“瞎说猪炸”),只有《哈姆雷特的心理分析》乃至《哈姆雷特脚有鸡眼考》才算是“学术著作”,可见两岸的情形大同小异。既然如此,民国时代的教授中活跃着鲁迅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钱钟书等身影的情形,也就成为前尘影事了。
原因之二是“写教授”的小说很难成功。对小说这种文体,“题材决定论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按照古人的说法,小说本是“街谈巷语,道听途说者之所造”,红尘中的芸芸众生才是最合适的主人公,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活色生香,写进小说自然引人入胜。假如以一位高僧为主人公,他隐居深山,远离朝市,生活就是黄卷青灯、晨钟暮鼓,内心则像没有一丝微澜的古井水,那样的小说有什么可读性?教授虽然也居住在红尘市井,也难逃柴米油盐的烦恼,但他们的主要生活毕竟局限在大学校园这座象牙塔内,不免单调乏味。如果说以市井小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最有趣,以得道高僧为主人公的小说最无趣,那么写教授的小说肯定离前者较远而离后者较近。汉人枚乘在《七发》中写吴客为了引导楚太子移情换性,分别对音乐、饮食、车马、宫苑、畋猎、观涛和哲理进行刻划、渲染,作者的本意是逐层跻攀,渐趋高潮,结果却成了虎头蛇尾:前六者都写得汪洋恣肆,生龙活虎,惟独第七点“天下之要言妙道”却是浮皮潦草,虚晃一枪即草草收兵,正出于同样的道理。春秋时代的魏文侯说:“吾端冕而听古乐,则唯欲睡。听郑卫之音,则不知倦。”当代人阅读“写教授”的小说,其感受大概与魏文侯听古乐相去不远。
一切事物皆有特例,人们常说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,但达尔文就曾在某海岛看到白色的乌鸦。同样,钱锺书的《围城》虽是“教授写教授”的小说,却写得趣味盎然,引人入胜。晓风的《弦歌》、《儒风》虽与《围城》风格迥异,但也相当有趣。二者的原因如出一辙:《围城》中的教授们形形色色,鱼龙混杂,“三闾大学”的校园虽小,却颇似一个缩微的复杂社会。《弦歌》、《儒风》所写的“东海大学”则变本加厉,已经形同江湖。借用书中的经济学副教授沈健行之口,“有多少学者的形迹已经接近江湖人物了呀!岂止经济学科,其他学科不也都与江湖无异吗?一些学者演讲前的开场白,不厌其烦地自吹自擂,这和江湖中卖狗皮膏药的下三滥角色有什么不同?还有的学者心胸狭窄,唯我独尊,对异己者不遗余力地加以围剿,这和江湖中的门派之争又有何区别?更有个别学者媚上欺下,在达官权贵面前卑躬屈膝,在普通民众面前则装腔作势,这不活脱是江湖中那些学艺不精,却因依附豪门而浪得虚名的高手的做派”?我相信,假如《围城》所写的不是“三闾大学”中滥竽充数的假教授,而是西南联大的真教授,恐怕难成著名的小说。我也相信,假如《弦歌》《儒风》写的是一所货真价实的“世界一流大学”,其可读性也会直线下降。
大学并非世外桃源,但相对而言,大学校园仍是现实世界中比较洁净的一个角落。大学里当然也有种种丑闻,但与政界、商界相比,毕竟其“烈度”要低许多。倒不是大学里人人守身如玉,而是大学掌握的资源、权力较小,“老鼠尾巴上害疖子,出脓也不多”。以经济犯罪为例,如有某位教授从科研经费中虚报数万元中饱私囊,或有某位院长从院系小金库中贪污十万元,一经揭露,就会成为校园里的特大新闻。这要让政界的“小官巨贪”知道了,肯定要笑掉大牙。再以权色交易为例,大学里当然未能绝迹,《弦歌》《儒风》也并未讳莫如深,但试读书中的相关细节,比如为了应付评估组的五位男性专家,东海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派出五位美女联络员来提供“一对一的服务”。但是在整个评估过程中,双方仅在宴会之余的歌舞场合有点打情骂俏,简直是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。又如体育学副教授田本纯带着一个本系的小美女出差,在酒宴之后仍能拒绝后者的主动献身,简直是柳下惠再生。我觉得这些情节稍有美化现实之嫌,但尚非粉饰升平,只是身为校领导的作者心有顾忌,故笔下稍为留情而已。相对而言,像张者的《桃李》那样把大学校园里的男女关系写得像政、商两界同样的污糟,便未免有点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味道了。
自从长篇小说的年产量突破千部以来,我便退出了读者的行列。理由很简单:没有那么多时间。虽然报刊上常有各种“排行榜”推荐当年的新作,评论家的推荐词还写得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但是按图索骥买来试读,却像轻信了电视购物频道的广告一样大失所望。上过几次当后,我便不再相信真有“狼来了”。话虽这样说,我最近还是认真读完了两部小说,读后还有些感想要说。两部小说是晓风所著的《弦歌》与《儒风》,都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近年的出版物。晓风即肖瑞峰,是一位专治唐宋文学的学者,后来出任某大学校级领导,但仍是“双肩挑”的教授。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是大学教授,所以我称之为“‘教授写教授’的小说”。
“教授写教授”的小说堪称希有品种,原因之一是“教授写”小说的寥若晨星。相传五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有言:“中文系不培养作家。”这句话对那些怀着作家梦奔进中文系的年青学子无异当头一棒。待到他们惊魂初定,开始接受学术训练,便一步步朝着学者的身份前进,而与作家渐行渐远。等到读完博士留校任教,他们便成为教师们的复制品,埋头书斋,专心泡制论文和学术著作。至于文学创作,当然被视作不务正业,这在大学的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评估制度中都是明文规定的。这种情形并非中国大陆所独有,台湾的余光中教授曾戏拟一封给莎士比亚的信,说所在大学拒绝邀请莎翁前来讲学,理由竟是他“没有著作”,因为《哈姆雷特》算不上是“学术著作”(余氏用谐音戏称为“瞎说猪炸”),只有《哈姆雷特的心理分析》乃至《哈姆雷特脚有鸡眼考》才算是“学术著作”,可见两岸的情形大同小异。既然如此,民国时代的教授中活跃着鲁迅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钱钟书等身影的情形,也就成为前尘影事了。
原因之二是“写教授”的小说很难成功。对小说这种文体,“题材决定论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按照古人的说法,小说本是“街谈巷语,道听途说者之所造”,红尘中的芸芸众生才是最合适的主人公,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活色生香,写进小说自然引人入胜。假如以一位高僧为主人公,他隐居深山,远离朝市,生活就是黄卷青灯、晨钟暮鼓,内心则像没有一丝微澜的古井水,那样的小说有什么可读性?教授虽然也居住在红尘市井,也难逃柴米油盐的烦恼,但他们的主要生活毕竟局限在大学校园这座象牙塔内,不免单调乏味。如果说以市井小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最有趣,以得道高僧为主人公的小说最无趣,那么写教授的小说肯定离前者较远而离后者较近。汉人枚乘在《七发》中写吴客为了引导楚太子移情换性,分别对音乐、饮食、车马、宫苑、畋猎、观涛和哲理进行刻划、渲染,作者的本意是逐层跻攀,渐趋高潮,结果却成了虎头蛇尾:前六者都写得汪洋恣肆,生龙活虎,惟独第七点“天下之要言妙道”却是浮皮潦草,虚晃一枪即草草收兵,正出于同样的道理。春秋时代的魏文侯说:“吾端冕而听古乐,则唯欲睡。听郑卫之音,则不知倦。”当代人阅读“写教授”的小说,其感受大概与魏文侯听古乐相去不远。
一切事物皆有特例,人们常说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,但达尔文就曾在某海岛看到白色的乌鸦。同样,钱锺书的《围城》虽是“教授写教授”的小说,却写得趣味盎然,引人入胜。晓风的《弦歌》、《儒风》虽与《围城》风格迥异,但也相当有趣。二者的原因如出一辙:《围城》中的教授们形形色色,鱼龙混杂,“三闾大学”的校园虽小,却颇似一个缩微的复杂社会。《弦歌》、《儒风》所写的“东海大学”则变本加厉,已经形同江湖。借用书中的经济学副教授沈健行之口,“有多少学者的形迹已经接近江湖人物了呀!岂止经济学科,其他学科不也都与江湖无异吗?一些学者演讲前的开场白,不厌其烦地自吹自擂,这和江湖中卖狗皮膏药的下三滥角色有什么不同?还有的学者心胸狭窄,唯我独尊,对异己者不遗余力地加以围剿,这和江湖中的门派之争又有何区别?更有个别学者媚上欺下,在达官权贵面前卑躬屈膝,在普通民众面前则装腔作势,这不活脱是江湖中那些学艺不精,却因依附豪门而浪得虚名的高手的做派”?我相信,假如《围城》所写的不是“三闾大学”中滥竽充数的假教授,而是西南联大的真教授,恐怕难成著名的小说。我也相信,假如《弦歌》《儒风》写的是一所货真价实的“世界一流大学”,其可读性也会直线下降。
大学并非世外桃源,但相对而言,大学校园仍是现实世界中比较洁净的一个角落。大学里当然也有种种丑闻,但与政界、商界相比,毕竟其“烈度”要低许多。倒不是大学里人人守身如玉,而是大学掌握的资源、权力较小,“老鼠尾巴上害疖子,出脓也不多”。以经济犯罪为例,如有某位教授从科研经费中虚报数万元中饱私囊,或有某位院长从院系小金库中贪污十万元,一经揭露,就会成为校园里的特大新闻。这要让政界的“小官巨贪”知道了,肯定要笑掉大牙。再以权色交易为例,大学里当然未能绝迹,《弦歌》《儒风》也并未讳莫如深,但试读书中的相关细节,比如为了应付评估组的五位男性专家,东海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派出五位美女联络员来提供“一对一的服务”。但是在整个评估过程中,双方仅在宴会之余的歌舞场合有点打情骂俏,简直是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。又如体育学副教授田本纯带着一个本系的小美女出差,在酒宴之后仍能拒绝后者的主动献身,简直是柳下惠再生。我觉得这些情节稍有美化现实之嫌,但尚非粉饰升平,只是身为校领导的作者心有顾忌,故笔下稍为留情而已。相对而言,像张者的《桃李》那样把大学校园里的男女关系写得像政、商两界同样的污糟,便未免有点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味道了。